知道理查德·杰伊·科尔曼（Richard Jay Corman）这一个名字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位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企业家却是铁路行业的强人。在行业盛行的白手起家风潮影响下，他创建了一家欣欣向荣、备受尊崇的公司。科尔曼铁路集团（R.J. Corman Railroad Group）是一家建筑和运营公司，年营业收入约为3亿美元。55岁的科尔曼是公司唯一的老板。至于收入，他的回答只是它的“利润不可思议”。不过，我们大家可以根据资料做出估计：近几年来，此公司的税后利润可达5,000万美元。
我在肯塔基州的一个朋友对科尔曼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也知道此人正面临一些复杂的财产规划问题，他暗示科尔曼是个不错的故事题材。你知道，这个提议对我们来说有些不合常理：科尔曼公司的财务业绩一流，但还不足以使它跻身《财富》美国500强。不过，科尔曼似乎仍然值得拜访，于是去年秋天我去他的家乡与他见了面。而且，就在我们结束谈话前，我认识到他也许是我在《财富》杂志工作50多年来遇到过的“最难忘人物”。在此，我要向《读者文摘》杂志（Readers Digest）致歉，因为这个称号是他们推广的。多年来，我认识了许多杰出的首席执行官。有鉴于此，我的这种想法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是，这里的重点落在了“性格”这个词上。就运营方式及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而言，科尔曼是当之无愧的传奇人物。
而且这不仅体现在商业领域。科尔曼的生活有如一部肥皂剧。我们的谈话刚开始没几分钟，他就用带着浓重鼻音及南方人拉长腔的说话的方式向我描述了其中的章节，而且让人惊讶不已的是，他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我们的谈话是在莱克星顿公司总部紧邻餐厅的一间小会议室展开的，这里是肯塔基州尼古拉斯维尔的郊区。他一定要让我坐在能够透过玻璃幕墙看到楼下飞机棚的地方，那里停放着两架私人飞机和一架直升机，所有飞机都漆成了鲜亮的红色（后面还会详细谈到这一点）。当时我实在琢磨不透：这些飞机究竟有何不同寻常之处？我的意思是：说实话，你究竟见过多少架红色的飞机？
作为采访的开场白，我先抛出了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我问，在我驾车来尼古拉斯维尔的路上注意到有个标志牌，上面写着“凯文·科尔曼再次当选警长”，你和他有关系吗？“没关系。”科尔曼说。“但是如果我有麻烦了，他也跑不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风趣、机敏的科尔曼放声大笑。后来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次，他的笑声分贝很高，而且他喜欢这样。
几个小时后，科尔曼终止了我们的谈话，提议再带我到路上看看。他戴着红色的棒球帽，穿一件红白相间的公司夹克衫，站在装修成红色的玻璃办公楼外面。他一边领我走向锁着的后门，一边对我说要驾车跟着他。我们要抄近路去莱克星顿。这次行程揭开了成功的原貌。科尔曼对自己要求设立的许多限速25英里的红色标识视而不见，他以50英里的时速行驶了3英里多，穿过了2,000英亩修剪平整的田地，经过了红色的小屋、红色的工棚、红色的桥梁，以及路旁的一小片挺拔的枫树林。当然，枫叶也已变红。在左侧的天空中，一位驾驶员坐在同样涂成红色的科尔曼的直升机上练习失去动力后如何在公路上紧急着陆。其间有两处地方是白色的：有3间农舍，那是科尔曼长大的地方（当他四年级时，里面安装了抽水马桶），还有一幢大木屋，前不久修建的侧翼装饰有半八角型的窗户，这里是他现在的居所。
当后门打开，我开始挥手致谢时，身高1米9的科尔曼从他的林肯导航者SUV（Lincoln Navigator）中钻了出来，摇晃着瘦长的身躯走到我的右车窗旁说：“我得多说一句，假如没有凯茜·马丁（Kathy Martin），我就活不到今天。”
没错，这一个故事也有悲伤的一面。胃肠病学家凯瑟琳·马丁是科尔曼在莱克星顿的医生。科尔曼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癌症：多发性骨髓瘤，它攻击骨髓中的浆细胞并侵蚀骨骼。沃尔玛（Wal-Mart）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患上这种病没多久就于1992年去世。但是，科尔曼是在10年前确诊的，当时他才45岁。经过两次骨髓移植手术，以及马丁医生和哈佛大学丹纳－法贝尔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医院的悉心照料，再加上他白手起家创建一家大型公司的坚强意志，科尔曼活了下来。
你可以从公司的网站上了解到这一些内容，马丁医生不断在上面发布有关科尔曼的最新医疗信息。去年7月，她在新报告中宣布了一条不幸的消息，科尔曼经过一段缓解期之后，在他的骨头中又发现了一小部分复发的癌细胞，因此他将接受新的放疗和更大强度的化疗。
之后，10月份，这位医生兴高采烈地发布了“好消息”。通过正电子发射层析扫描（PET）发现，科尔曼的骨髓瘤病情再次开始缓解。“我们仍就充满希望，”马丁医生补充说，“新的治疗方法将有效治疗未来任何复发状况。”
由于科尔曼公司没有股东需要仔细考虑这一条消息，因此马丁的报告是在向公司的员工和客户——甚至是董事会成员——进行通报，打消他们的疑虑，他们了解科尔曼是公司的灵魂。诚然，从表面上看他在14年前就退休了，当时他结束了第三段婚姻，并且承担了3个年龄最小的孩子的共同抚养权，他们当时分别是6岁、8岁和10岁。他对那段单亲父亲的生活是这样描述的：每天无所事事，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玩，自己却坐在一边流泪。而且，当时他还不清楚自己已经患上癌症。
无论如何，有关他“退休”的报道言过其实了。2005年，他的风暴团队赢得了修复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的铁路的工作，这项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当时他坐镇现场，指挥修复工作，公司因此创造了1亿多美元的收入。“他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科尔曼的挚友、绰号“哈夫”的哈弗希尔（W.W. Halfhill）说。科尔曼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来回穿梭，甚至还会去餐厅转转，就像老板一样——“告诉厨师一次不要准备太多鲶鱼，因为它凉得快”，他吩咐说。当时，我们的采访快要持续到午餐时间了。科尔曼公司的老员工迪克·迪伦（Dickie Dillon）说：“他善于鼓舞士气。”
如今，科尔曼深知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因此他早早地开始谋划起公司的未来。在私人股权互助基金的圈子里，一些基金定然认为，他们可能会卖掉公司的一部分。但是，出于对自己的900名员工的忠诚，科尔曼却拒绝出售。
相反，他在考虑另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问题注定会为他的生活增添肥皂剧的成分。他最大的两个孩子继承了他的姓，但他并没有和这对儿女的生母结婚，他们似乎注定不会管理此公司。另外3个孩子，也就是当初他带去游乐场的那些孩子还都年轻，才20多岁。另一方面，他有一支能干的员工队伍，领导他们的是位才华横溢的总裁，科尔曼与这位总裁交流很轻松：她就是49岁的泰米·泰勒（Tammie Taylor）。满头黑发的泰勒充满魅力，而且科尔曼已经与她生活了9年。
科尔曼会用肯塔基式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各种情形，其中也包括他的离世。对公司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他说：“一只猴子不会阻止整场表演。”但事实上，对科尔曼帝国而言，这句话的逻辑就像它的语法一样是有漏洞的。
科尔曼来自一个农场家庭，爷爷有时拉货打打零工。当科尔曼11岁时，爷爷就让他成为合伙人，持有25%的股权。几年后，高中生活让他彻底感到厌烦。9月，还在上高年级的他结婚了，后来事实上妻子没有怀孕，于是他们又离了婚。科尔曼对学校生活完全失去了耐心，1973年他应该上175天课，但却缺课105天，不过他终究是毕业了。
在逃学的日子里，科尔曼从一位叔叔那里学会了挖掘工作。他租来一辆除耕机和一辆自动倾卸卡车，开始干一切能找到的工作。自动倾卸卡车是红色的，于是这就成为他的幸运色。“如果你看上去就不怎么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好。”他说。
他杀入了铁路工作行业，重修交叉口，而且无论工作地点有多远都会驾车赶往，有时他就睡在卡车里，而且还经常顶着恶劣天气工作。“当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需要修复时，铁路是不会在乎——唔，它们其实也没法在乎——天气如何的。”他说。没办法承受这种苦楚的工人离开了。科尔曼始终身先士卒把事情干好。许多人甚至包括科尔曼自己都称他是“积极能干的人”，他稳定地获得建筑工作，而且因为工作速度快、服务专业而声名大振。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大多十分喜爱科尔曼，他们感觉到他天资聪颖，而且很快就发现他诚实可靠。他们欣赏他的宽容、幽默，以及粗犷、豪爽的笑声。
在商业领域，科尔曼属于机会主义者。哥伦布的一个企业承包铁路行业的一些脱轨清理业务，此公司离开了哥伦布市，于是铁路上的一个朋友问科尔曼是否愿意填补这个空缺。他同意了，并根据相关要求购买了价格昂贵的重型设备，如举升脱轨机车的机械，这样才可以修复或更换压在下面的铁轨。这自然就带来了“危机”处理工作。“他有些像油田消防队员。”伯灵顿北圣达菲公司（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CEO马特·罗斯（Matt Rose）在说到他的朋友科尔曼时如此评价。“他是铁路行业的阿代尔[Red Adair，约翰·韦恩（John Wayne）在1968年的电影《地狱战士》（Hellfighters）中扮演的油井消防员保罗·阿代尔（Paul “Red” Adair）]。”但科尔曼还插手一些更枯燥的业务，如向铁路方面推销铁轨和枕木。实际上，他所承受的库存成本如果换作他人早就难以忍受了。
到了1984年，科尔曼着手以24%的贷款利率融资购买新卡车，当时他向莱克星顿中央银行和信托公司（Central Bank & Trust）的贷款官员卢瑟·蒂顿（Luther Deaton）求助。如今已经升任该银行总裁的蒂顿回忆说，“充满自信、无忧无虑的”科尔曼当时还不到30岁，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卡其布的裤子和一双靴子，闪闪发光的硕大皮带扣是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而且他也没有准备任何财务报告。“与他在一起，我就是感觉不舒服。”蒂顿说。
蒂顿始终心存疑虑，直到科尔曼带他参观了两处工地之后才放心——“看看我们是干啥的吧”。蒂顿参观的第一处工地是庞大的Baltimore & Ohio号的残骸，他看到熠熠生辉的红色卡车和推土机往来穿梭，科尔曼在一节火车车厢上安装缆绳，开始把脱轨的机车拖出隧道。之后，在8月的一个烈日炎炎的日子里，蒂顿驱车观看了一段铁路的重修工作。蒂顿发现科尔曼拔起长钉，以便能够重新铺设铁轨，汗水不断从他的工作靴内向外渗。科尔曼向蒂顿解释说，当时他无法向蒂顿介绍情况，如果他能在午夜前完工，他就能够获得奖金，这样才可以用这笔奖励给留下来的工人发奖金，许多工人因为没有办法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退出了。
蒂顿满心舒畅地回到家，他告诉银行总裁：“听我说，我们得帮帮这个家伙。他知道如何把工作做好。他完全具备取得巨大成功的条件。”老板说：“那就办吧。”第二天是周六，蒂顿找到科尔曼时，他正坐在临时办公用的发动机上，双脚上的水泡还明显有脓渗出。蒂顿把科尔曼的卡车贷款利率减至14%，并且为他提供了5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从那以后我们慢慢的提升。”蒂顿说。“他是银行家理想的贷款对象。”换言之，据蒂顿介绍，科尔曼是位天才商人，他经常贷款，但态度谨慎，而且从不拖欠债务。
科尔曼财务情况的改善，为他带来了最大的机遇。当解除管制的《斯塔格斯铁路法》（Staggers Rail Act of 1980）获得通过，促使铁路行业逐步重塑自我时，这个机遇转变成了现实。许多铁路廉价卖出自己的“短线英里以内的铁路支线。对铁路干线而言，这些都是小儿科，但这些小儿科却不可以小看，除却来自公路运输的竞争外，它们能形成垄断（这在铁路行业几乎就是普遍真理）。
当Seaboard System公司的一位高管找到科尔曼说“我打算把铁路卖给你”时，科尔曼加入了这场游戏。接下来的情况是这样的：1987年，科尔曼以3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肯塔基州一段20英里的铁路，之后他又先后选择购买了7条支线英里。当然，这些铁路线上的机车全部为红色。不过就盈利而言，支线铁路相当赚钱，并且成为科尔曼最大的摇钱树。
后来就是患癌症的事。这是2001年春天在阿姆斯特丹首次被发现的。科尔曼一生慷慨大方，他当时带着大批亲友去阿姆斯特丹参加郁金香节。一天，他在公园里跑步，另外一位跑步锻炼的人从他身旁经过，他正在做5分30秒阶段跑的训练。科尔曼随即就想赶上他。没跑几分钟，科尔曼就感到背部一阵钻心的疼痛，随即便倒在了地上。
回到肯塔基家中，两位医生来为他诊断。一位是他的家庭内科医生特伦斯·法洛（Terrance Furlow），他要求做血液化验和骨骼穿刺活检，两项检查的结果均明确显示科尔曼患上了多发性骨髓瘤。另一位医生就是凯瑟琳·马丁（Kathleen Martin），科尔曼一直在与身材高挑、有一头漂亮金发的马丁约会，前不久二人刚刚友好分手。科尔曼知道，被他称作“凯瑟－琳”的这一个女人是位富有献身精神的病人权利保障者。“如果她是海狸的话，就没有她啃不穿的大坝。”他用肯塔基的方式说道。科尔曼希望自己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时候，她能与他并肩战斗，而马丁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将近10年。
法洛医生把他们二人送去Mayo Clinic医院，让他做骨髓穿刺活检，并且确诊了病情。医院的血液病医生史蒂芬·安塞尔（Stephen Ansell）严肃地告诉科尔曼：“你患的是骨髓瘤。它无法治愈，但有办法治疗。”
科尔曼说：“好吧，世上还有比它更糟糕的癌症，不是吗？”安塞尔和马丁都没有说话。“似乎过了一年，”科尔曼回忆说，“他们二人才提起了胰腺癌。”他说，至少知道有比这还糟糕的病，感觉就好多了。但是，就在科尔曼听到他们踌躇不决的回答时，他大笑起来，两位医生也笑了。“这是科尔曼的天赋。”马丁说。“无论发生啥，他都能引得大家放声大笑。”
安塞尔医生说，如果不治疗，科尔曼也许只能活一年。科尔曼立即迷上了治疗。安塞尔医生认为，骨髓移植手术（他建议在Mayo医院做）会改变预测，有可能把科尔曼的生命再延长3年。这位医生补充说，科尔曼应该把精力放在花钱享受生活上。“从中得到的信息是，”科尔曼说，“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
那次会面之后，科尔曼和马丁其实是在与时间赛跑，他们盼望找到有可能设想出更好结果的专家。研究骨髓瘤的著名机构——阿肯色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Arkansas for Medical Sciences）的医生说，正确的治疗办法能够让科尔曼的寿命延长7年。之后，他和马丁来到波士顿的丹纳－法贝尔医院，这里的骨髓瘤主治医生肯尼思·安德森（Kenneth Anderson）看着科尔曼的病历说：“科尔曼，我看你今年是45岁。可是我很吃惊，你居然对52岁离世感到很满意。如果你来这里，我们将竭尽所能让你体面地活到老，而且也不会让你死于多发性骨髓瘤。”
对谈话双方而言，这次讨价还价是永生难忘的。科尔曼打破魔咒，活了下来；丹纳－法贝尔医院的科尔曼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R.J. Corman Multiple Myeloma Research Fund）收到了数百万美元捐款，其中大部分是科尔曼捐赠的，也有一部分来自他的朋友。他在启动仪式上告诉安德森医生：“你每让我多活一年，圣诞老人就会拜访你一次。”每年12月，科尔曼至少会为丹纳－法贝尔医院送去25万美元，通常是用100美元面值的钞票扎成捆（不过考虑到安全问题，他后来不再送现钞了），然后以卖弄的神情扔在他的医生保罗·理查森（Paul Richardson）和其他医护人员面前。随后科尔曼会说：“千万别忘了，如果我不在了，这东西也就来不了了。”
48岁的医生理查森是国际知名的多发性骨髓瘤专家，他的工作是循环使用新药和改良药物（一些药是在丹纳－法贝尔医院研发的），供科尔曼口服和静脉注射“鸡尾酒”。理查森医生说，他和安德森医生的治疗“相当于抓住这个病魔的脖梗子，然后拼命摇晃”。
理查森对他的病人的关心和爱护与日俱增，以致他对科尔曼赞不绝口。他看到科尔曼为一位没钱做移植手术的陌生病人捐款1.2万美元。科尔曼每周请丹纳－法贝尔医院的一些医生吃午饭，由于医院明文规定不会为此埋单，所以都是他结账。“科尔曼真是个好人。”理查森说。他发现科尔曼出色地兼具了“谦逊和——我从不草率地说这个词——伟大”的品格。
与此同时，理查森并不谈论治疗，因为他也没有治疗方案。理查森说：“我希望，其实我是在祈祷，他能再活5~10年。”没什么宗教信仰的科尔曼对他的前景说得很简单：“如果你能把它延长到明天，你就干得很出色了。”
科尔曼的医生都认为，他能走这么远，是他坚持锻炼的结果。2002年，科尔曼在第一次骨髓移植手术结束5个月后，参加了波士顿的马拉松长跑，为一个癌症组织筹集资金。他几乎每天跑步5公里，但受病情的影响，他不能跑太快，这段距离他以前也许需要19分钟，现在则要27分钟。他服用的药物也会时常引起腿部神经痛，有时他只可以通过把脚抬到比心脏高的位置才能缓解这种疼痛。他经常在家里的La-Z-Boy躺椅中做这一个动作，以前这里是客厅，现在则更名为“癌症治疗室”。
这个病情的发现，给科尔曼的公司及个人生活均带来了巨大变化。理查森医生要求科尔曼定期到波士顿复查，但乘坐商业航班会增加他感染细菌的几率。这没问题：（本人就是飞机驾驶员的）科尔曼在自家的土地上修建了与城市机场规模相当的5,600英尺长的跑道。至于交通工具，他以1,2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两架私人飞机，分别是Challenger和Learjet，不用说，这两架飞机也被喷上了他的幸运色。这个举动已形成规律，即使深色（如红色）的喷涂会增加经营成本（例如，吸热，而且加大了飞机的冷却难度）也在所不惜。伙计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你们才没看到太多红色的飞机。
把自家的土地改造为机场，让科尔曼忙得不可开交。他没时间为自己的病情悲伤、绝望。2001年一个周五的晚上，距离科尔曼病情的爆发已有几个月，孩子们住到了妈妈那里，他打电话给时任公司部门负责人的泰米·泰勒。发现她在办公的地方后，科尔曼请她到离办公室不远的家里来。“为什么？”她问。“出什么事了吗？”“请你只管来。”他回答说。当她到家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害怕。”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当晚泰勒住了下来，而且再也没有离开。
作为经理，泰勒赢得了科尔曼的极大赞赏：“她是个积极进取的人。”（这个描述如果归入词典的话，它的近义词就是“勤勉”。）但她是第一个说出“科尔曼公司成功的秘诀就是科尔曼”的人。事实上，她花费了大量时间，努力聘请能把他这种“激情和骄傲”带到自己工作中去的人。
如果科尔曼这位感召者和激励者不再推动公司企业文化向前发展，那会发生啥情况？从法律角度讲，一个信托机构将成为公司的新主人。它将存在近两个世纪，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让丹纳－法贝尔医院成为最终受益者。许多科尔曼熟悉并且真正信任的托管人将管理公司，而他们将获得丰厚的收入，可能相当于公司税前利润的1/5。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科尔曼期望这些托管人（其中可能包括他的一些子女）倾尽全力维护并打造此公司。如果他们这样做，这样的价格对他来说就不高。科尔曼一直表示，泰米·泰勒和她的下属将管理公司，还能够预见，他们会干得非常出色。
他并没有排除他的某个子女甚至多个子女最终进入管理层的可能性，尽管目前3个年长的子女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而且并未朝这个方向发展。33岁的艾米（Amy）在莱克星顿的制服公司Galls任市场营销分析师；30岁的理查德·杰伊（Richard Jay）是北卡罗来纳Lenoir Community College的副校长；24岁的杰伊·理查德（Jay Richard）是科尔曼公司的牵引车驾驶员。另外两个孩子分别是22岁的阿什利[Ashley，除了科尔曼之外，大家都叫她的名字肖娜（Shawna）]和21岁的埃普利尔（April）。科尔曼认为，他们二人也许有管理公司的“能力”。不过俩人都想当医生。阿什利现在是丹纳－法贝尔医院的临床研究协调员，正在学习怎么样治疗父亲的疾病。埃普利尔是莱克星顿特兰西瓦尼亚大学（Transylvania University）三年级学生。
CSX公司前高管、科尔曼公司董事戴尔·霍克（Dale Hawk）说，如果科尔曼的孩子希望进入公司管理层，毫无疑问他们一定得凭借自己的努力在那里谋得一席之地。他说，公司目前运行平稳，即便科尔曼去世，它仍将继续发展。但是他也承认，人们将怀念科尔曼的管理才华以及他在铁路行业的人际关系。“公司将继续发展，”他说，“但没有了科尔曼，情况会截然不同。”
我在尼古拉斯维尔对科尔曼的长时间采访结束后，又见过他3次。去年11月，他、马丁医生和我一起去了趟丹纳－法贝尔医院。我们在走廊里等候的时候，每一位路过的医生都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一位同样来自肯塔基州的医生同科尔曼开起了玩笑，科尔曼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再做一次骨髓移植手术，那位医生说找到细胞捐献者肯定不难，“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肯塔基人都是亲戚”。（“哦，千万小心，”科尔曼说。“卢米斯女士可在这里，她是媒体人士。”）
我在纽约市又与科尔曼见过两次面。有一次是周一，他没打招呼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向我引见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著名的篮球教练约翰·卡利帕里（John Calipari）。他们二人当天飞到纽约去Brioni商店购物，科尔曼华丽的双开气红色运动夹克衫就是在这家高档制衣店定做的。我感谢卡利帕里之前给我的帮助。有一段时间，科尔曼不愿意配合采访。但是，包括卡利帕里在内的一些朋友都劝他，卡利帕里说：“也许有人读过后会受到鼓励。”
还有一次是去年12月，科尔曼来我办公楼里的餐厅吃早餐，这样我就可以做些定稿汇报。当我们站在那里等着拿熏肉和鸡蛋时，餐厅里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他的夹克衫。他来曼哈顿请130位客人去Radio City看圣诞演出，然后在附近的高档餐厅Del Friscos吃晚饭。
那个周五的早晨，他的脸上流露出不可战胜的神情。这似乎是他一生性格的写照，不过正如你在文章中已经读到的，有时这个神情会被哀伤所替代。即便如此，科尔曼还是顽强地坚持到了去年12月的那一天，而且继续坚持到几周之后这篇文章最终完稿。按照他的预想，他“干得很出色”。你会不禁感慨，他将继续打破这个魔咒。如果他的运气用完了，公司的网站会发布讣告，而这样一个世界也将为之失色不少。
